抱月 (第3/9页)

实也不是问题的重点。”

    案亲的说话是开门见山，兼一针见血。

    他说得对，哪怕他恋上了猪八戒，都是既定事实，我们要关心要处理的是善后方法。

    我于是问：

    “你打算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“没有打算过。”

    这答案令我骇异。

    “浩源，我把真相告诉你母亲，是因为我情不自禁，我觉得瞒骗着你母亲，我已心有所属，情怀别向，是非常辛苦的事。之所以辛苦，是在于你母亲仍一厢情愿地认为拥有我的态度，令我觉得对不起我真心爱恋的女人。”

    我忽尔伸手截停了父亲的话：

    “爸爸。”

    我需要消化他的这番话。

    这番话比母亲的哭闹还要有力，且沉重百倍。

    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，发挥着什么魅力才能够令一个男人以爱她为一种荣耀，愿意公诸于世？

    母亲如何会失败到这番田地？

    “对不起，”我说：“我为母亲难过。”

    “你别以为我对你母亲毫无歉疚，但那无补于事。我深爱的是另有其人。”

    “你们会不会离婚？”

    “不会。”父亲答得很爽快：“对方没有提出这个要求，她并不是要嫁我。”

    天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？

    我不期然有点气愤，稍稍晦气地问：

    “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你那个女人提出要跟你结婚，你就会想办法跟母亲离婚？”

    “浩源，你站在你母亲一边说话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”

    “这就等于要我理解你为什么老站在对方一边说话一样。”

    我是真的生气了。

    不但为了天性对母亲的偏袒，而且我觉得一个男人迷恋一个女人到这田地，不自觉地被她的意愿牵着鼻子走，是可悲的。

    这可悲的现象竟发生在我一向敬重的父亲身上。

    或者更坦率一点的承认，我已开始嗅到了一股醋意。

    如果连我都有这种酸性感觉，那么母亲的种种表现就变得情有可原了。

    她受的刺激当然比我更甚。

    问题一直胶着，没有解决方法，也一时间不可能有。

    案亲意识到在他的婚外情一事上，我们母子是同心的，只不过母亲的表现极不得体，我则比较隐晦和含蓄。

    他几乎是没有把我劝服拉拢过来的意思，除了把事情向我交代过之外，以后绝少再在我面前提及他的那个女人。

    我亦不好意思再查根问底下去，因而别说不知那女人是何方神圣，连贵姓芳名，她的职业，也不清楚。

    我曾问母亲：

    “那女人是干什么的，女艺员、欢场中人抑或中环佳丽？”

    “你为什么不问你父亲？”

    我没有答，于是母亲再说：

    “听说是个做生意的。”

    我仍然没有接腔，母亲又说：

    “别估计过高，本城的银行主席是生意人，尖沙咀地区的夜总会公关主任与庙街的扯皮条也是生意人，不是说，职业无分贵贱？”

    我发觉母亲的说话，特别是在谈论她的情敌时，越来越刻薄越没有教养。

    可是，我是越听，反感越少。

    这表征着我已越来越站到母亲的一方面去。

    母亲固然需要家庭内的盟军，她倾力哀求我回港定居。

    就是父亲，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，他的理由是：

    “浩源，有你在我们身边作缓冲，日子比较好过，而且我需要你多照顾丽晶百货的生意，我怕要分神在别的事情上头。”

    包括照顾他的婚外情？

    这句话是心照不宣的，我还不至于能直接问得出口来，贬低我的身分。

    真想不明白世界上是不是真有这种神魂颠倒的恋爱，抑或是临老入花丛者，缺乏了正常的反应与定力。正如一些人不堪酒精刺激，微有醉意，就忽然的反常大动作起来。

    我是留在城内工作了，本城其实是个很适合年青人发展的地方。

    堡作量沉重，工作质素要求高，工作目标既远且大，工作效率冠绝全球，这种种因素把在城内肆业者都推上工作热诚的高峰。

    城内多发达之人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    如果父母的婚姻关系不是弄僵了，我在城内干活就是无懈可击了。

    目前，他们间竭性的争吵、谩骂、冷战等等，成为良好生活上的一份讨厌的滋扰。

    我最近想出来的应付办法就是尽量避之则吉。

    把更多时间放在事业上，反而令我更精神舒畅，反正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得了的事。

    日间的时间表老是塞得满满的，连晚上都几乎应酬不绝，夜夜笙歌。

    香港的生活，只要你愿意配合，可以忙个天昏地黑，把烦忧之事葬送掉。

    就有这个好处。

    有时，为了避免早回家来，给母亲逮着了要听她吐苦水，我就干脆什么应酬都答应出席。

    不是不孝，而是日子有功，长贫难顾。

    世界上最伟大的聆听者，如果把凄凉故事听上十遍，也会忍无可忍。

    我越来越觉得我躲开整件事是合情合理的。

    这天晚上，非常的例外。

    我早知道母亲要出席一个她娘家的宴会，父亲当然也有个人的节目，我反而难得独个儿躲在家里休息，于是一边喝冰冻啤酒，一边看电视播映的球赛。

    球赛相当精彩，才完结了上半场，就是新闻播放的时间。

    新闻报道员在讲述那桩母亲曾提及的骇人炸尸案，受害者家属上诉，要求法庭对六年判决作出重新的裁决。结果依然是维持原判。

    电视台的记者访问了各阶层人士的反应，多觉得是轻判了。

    其中一个被访者说：

    “仁慈不是应该施予在犯罪者身上，要香港在后过渡期内与九七之后确保社会安定，应该考虑加重判刑。”

    那新闻报道员于是笑微微的说：

    “关于如何使香港的治安更纳入正轨，确保社会安宁，平稳过度，今日在一个商界的午餐会上，本城的女商家聂础楼有她的一套看法，我们且看看她怎么说。”

    然后书面一转，见到了一张年青而明丽的女性脸孔，字幕印出来是环球贸易公司董事总经理聂础楼。

    她的声音很温柔，一字一字非常清楚的说出来时，显得相当踏实而有力。

    她说：

    “传媒在过渡期内担当保卫本城安定的角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