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一一章酒楼惨案 (第4/6页)

郭，小杨，你们各带一队人，把守松鹤楼的两处大门，绝对不可以让任何人入内，除此之外，尽量的去规劝街坊的人回家睡觉，不要逗留此地，我这就返回衙门，禀报通判大作头儿，请他们带仵作来验尸。”

    那两名捕头点头答应，老郭忍不住问道：“许头儿，里面死了几个人？怎么王老七说是大血案？”

    许麒道：“这是场大屠杀，里面最少死了一百多人，整个大厅都是尸首，惨不忍睹。”

    他吸了口凉气，打了个哆嗦，余悸犹存地道：“打我当差以来，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状况，刚才差点都要吐了，唉！这种差事真不是人干的，既要侍候京里来的大老爷们，又得管这些屁事。”

    老郭伸了下**，和小杨对望一眼，道：“许头儿，你快走吧！这里交给我和小杨两个就行了。”

    许麒挥了挥手，道：“你们快去办事吧！记住，千万别用强硬手段驱赶民众，免得多惹事端。”

    老郭和小杨两人应声而去。

    许麒带著两个差人，穿出人群，朝衙门奔去。

    口口口

    两名手持灯笼的衙役，在许麒的带领下，一阵急行，几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这才远远看到苏州府衙，像只怪兽样的盘踞在夜空之下。

    许麒心急如焚的一阵疾走，一看到衙门就快到了，顿时喘了口大气，放慢脚步，朝身后的一名衙役道：“秦峰，你这就到通判大人家去，赶紧把他找到衙门来，说是有滔天的命案发生，要请他主办。”

    那名衙役听命拐向横街小巷而去，只因通判大人就住在县衙附近。

    通判是负责刑名，捕头是负责侦查、缉捕犯人及维持一府治安，而师爷则是知府身边的智囊、心腹，负责献策、拟定计划等等，每个人的职责不同。

    由于知府宋登高在张永入驻苏州之后，为了表示他辖下吏治清明，所以连夜把狱中的犯人都提了出来，示意通判大人予以轻判，全都罚钱了事，让监狱一空，再无一名罪犯留下。

    而宋登高则带著师爷专门伴著张永等锦衣卫高官，整日里应酬享乐，巴结阿谀，完全不理政务。

    由于通判大人负责一府之刑名讼事，对于大明刑律极为通晓。故此许麒首先便想到了通判，觉得这种大血案，除了要知会大捕头王正英之外，还得通报通判大人才行。

    至于知府那里，自有王正英去通报，也不能任由许麒去越级上禀，否则将会惹来大捕头的不悦，而引起许多事端。

    自古以来，官场上便是如此，每人守著各自的分系，做好份内之事，除非有强硬的靠山，绝不会贸然得罪自己的顶头上司，惹来一身麻烦，否则刑律上身，难以逃脱。

    口口口

    大明帝国的刑律，在洪武元年时颁行，最早有大明律二百八十五条，大明令一百四十四条。

    到了洪武六年的时候，明太祖朱元璋命当时的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，篇目皆以唐律为准，律法共有六百零六条，全部分成三十卷之多。

    大明律执行了三年之后，到了洪武九年，朱元璋认为律条仍有拟议未妥之处，于是又命胡惟庸、汪广等大臣详加考订，又再修正了十三条，以后且又多次修改删定，成为三十卷，四百六十条，终于在洪武三十年正式颁布，下旨全国一致奉行。

    在大明律尚未完整制定之前，洪武元年曾颁行大明令…据明史记载，大明令的颁行，是凡不载于大明律而具于大明令者，计司得拨以为证，请于上而发行之。这一段可见之于明史卷九十三，由此可见大明令是过渡期的一种法令，补大明律的不足之处。

    除了律、令之外，明代的刑律尚有诰及榜文两种。

    洪武十八年，朝廷颁行“大诰”最初只有七十四条，到了翌年五月，朝廷又颁下“大诰续编”共达八十七条。

    过了一年之后，在洪武二十年二月中又颁行了“大诰三编”共有四十三条；翌年，朝廷又颁布“大诰武臣四编”共有二百三十六条之多。

    这大诰是汇集了朱元璋审讯和判决官员和民众的犯罪案例，可说是一种判例，也可说是一种独特的法典。

    它的作用，第一是供官吏在实际判案中参考，加强对大明律的补充及不足之处；第二是以大诰之判例，认识人民，让人民知道戒律之所限，不敢轻易犯触刑宪律法。

    当颁行之际，明太祖不但诏令各地的学官和官民之家传授推行，并且规定在科举考试中，只要能记住大诰一编、两编或全部记住者，都可受赏。

    为了大诰的推行顺利，甚至还规定一切官民诸类人等，户户有此一本。若犯笤、杖、、流罪名，各减一等；无者，每加一等。

    由于大诰可充当量刑轻重的工具，所以当时天下各处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，几达二十万人之众，这些都见于“明史”卷九十三中的“刑法”之内。

    除了大诰之外，明太祖尚制定了一些榜文，下令各部衙门悬挂遵守，在正德年问，单就南京刑部所悬挂的洪武榜文，有刑部十九榜、都察院十榜、前军都督府十榜、户部二榜、兵部五榜、吏部一榜、工部五榜、礼部七榜，共达五十榜之多。

    这些榜文是为了强调官吏和人民的职守份系及违法惩戒办法而订。榜文一般是采用木板切割成的板旁，张挂在衙门前面或者是官署的正厅里面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，有部份的榜文还曾经悬挂在有关的府、州、县和各地的里、社申明亭上（公布栏）。

    除了木制的榜文之外，最特殊的便是在洪武五年颁下的申诫公候铁榜九条，为了表示其重要性，是用铁板镌刻条文，明示天下。

    大明朝的律法，虽较唐律简核，不过却比律更严，法条多如牛毛，然而法律虽然严苛，当吏治败坏之际，律法反倒成了有权者控制平民、剥削大众的一种工具。

    法律再严，不仅刑不上大夫，甚至连富豪仕绅都可凭借金钱或人际关系脱罪，苦的只是一般的百姓而已，至于下层社会的穷人更不能触犯法律，否则轻者笞、杖相加，入监坐牢，重者等候判决，长期遭受到身心摧残，生不如死。

    当时，坐牢须要自修伙食费用，若是家中没钱打点，除了要服劳役之外，如狼似虎的狱座更是冷眼相向，动辄施以鞭笞，甚至还私下用刑，让坐牢者苦不堪言。

    如果犯人稍有反抗或不逊，则整日里戴上戒具枷锁，或遭到重殴，往往莫名其妙的丧命，事后则草草结案，胡乱的给家属一个交代，冤情也无处可诉。

    是